（3）他们是弱势群体或者政治上无力者，无力参与或者影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或者决策。
第一，人民监督并不必然排斥专业意见。[31]参见张杰敏、柴志凯、左素俊、张夏虹：《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工作的探讨》，《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3年第3期，第366页。
3.不确定信息发布要求 对于因为权力过于分散而可能带来的混乱，除了前述部分重要信息发布仍归中央和省级政府、信息直报制度更加完善以外，还有一种应对方案就是在立法中对预警信息发布的性质、信息范围以及具体任务予以明确。第一，应当将对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时机具有最终判断权的决策者，置于明确的责任主体地位，而不能允许置身责任体系之外的决策者，以下简称为决策责任原则。林晖、孙瑛、王全意：《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的进展》，《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2年第5期，第2页。沟通者应该准备好尽可能迅速、准确、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同时承认情况的不确定性。[13]在区县级行政范围内，1个村、居民区、机关、学校内发生烈性传染病或易传播疾病，原因不明性疾病，重大食物中毒等均应直接进行预警报告。
[18]当然，专业层次与行政区划层级的这种水平对应，是就全国范围平均而言，并非绝对。[30]这就不仅容易形成狼来了的现象，而且，病例排除后还会被认为造成人财物的浪费。[63]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法治政府纲要擘画出法治政府的基本脸谱。
上海市三级法院自2004年始率先发送行政审判白皮书，注重统分结合虚实结合针对性和可接受性结合法理结合，走出了一条优化司法环境、促进依法行政和增进良性互动的特色之路。这既是我国行政审判工作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行政诉讼制度艰难运行的真实写照。由于正式法律依据缺失，一些府院互动方式备受质疑。伴随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持续推进，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逐渐理顺。
[9]就互动载体而言，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互动应围绕行政案件审理展开。[5]作为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内外各自履职过程中的交互性活动，府院互动是植根于中国本土行政审判实践的制度创造，预示着行政诉讼领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嬗变和行政审判模式的转向。
[4] 就制度本质而言，良好的行政诉讼需要诉诸司法与行政关系的调整和国家权力结构的重新构造才能实现。[65] 参见廖希飞：《新时代的行政审判——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72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66]至于联席会议和其他旨在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府院互动方式，因多由行政机关主动发起，采取府院联合发文方式更加可行。上海市政府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推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升级版——出庭旁听讲评三合一，该项创举获得第五届中国法治政府奖。
整体上看，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府院互动，在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前后，倚重了不同的进路。行政审判白皮书是法院在大量个案审理基础上制作的专项报告，相当于一个地区年度行政审判工作和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全方位体检报告，其也需要健全规范依据，改变目前法院仅凭自身喜好进行公开的非正常状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依旧是一场未完成的讨论一场未完成的改革。[12]从行政审判意见将行政审判定位为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环境、化解行政争议，到府院互动作为行政审判工作特色正式写入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工作报告，行政诉讼制度已经进入行政案件数量和协调化解比例共升、监督行政与府院互动并举的阶段。
[14]江苏省海安县自2004年始全面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海安样本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大事之一。[25] 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编：《中国法治政府奖集萃（第五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以下。
[64]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部分记载了此前十年府院互动实践成果，结束了府院互动法外运行的窘境。从外部来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强调通过修订行政复议法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使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时隔十三年，这些论断对包括府院互动在内的行政诉讼活动依旧具有指导作用。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科技进步激发的社会需求、市场创新等相关因素，作出既符合依法行政的当下要求，又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法律变化留有适度空间的司法判断。[25]致力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司法建议，在各级法院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取得了多方共赢的社会效果。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增加解决行政争议目的性条款、确定适用调解的行政案件范围、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义务等方式，间接肯定了法院系统府院互动的实践成果。[74] 注释: [1] 参见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在行政从本来作为统治行为执行过程的承担者进入国家基本政策形成决定的政治过程的行政国家时代，[43]作为司法权监控对象的行政权之真实运行图景经历裂变：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呼唤积极行政，最少干预最好政府的自由法治国理念为最多给付最好政府的社会法治国家理念代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构成了新时代政府依法全面履行的职责体系。
[24]规范出庭应诉的行政立法不断增多，河北、广东、福建、吉林四省人民政府相继发布行政应诉规章。[51]法院自身出于摆脱案子收进来却难以下判的尴尬境地的考虑，具有通过府院互动妥善处理个案的内生动力。
参见江必新：《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努力破解行政案件申诉上访难题——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41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54]近五年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不断被写入裁判文书，成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切实解决行政审判程序空转裁判口惠实不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泛社会认同。
就协调化解机制而言，目前相关规范性文件大多出自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统一性。[18]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自2004年始率先建立行政诉讼案件败诉考核机制，使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这些迹象表明，既往以受案数和败诉率来评价行政审判工作绩效的做法未必科学。[22]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以往一些府院互动实践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在于互动大多是法院和行政机关在私下进行的。[11]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支持行政审判工作的公开讲话，为府院互动成为行政审判新政策奠定了基础。
[13] 参见李广宇：《〈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27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再次被提及，预示着行政复议制度重大改革的开启。
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 引言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既是贯穿行政诉讼活动始终的主线，也是观察行政诉讼制度走向的窗口。在外部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司法地位相对弱小的社会转型时期，法院通过与行政机关的沟通、配合与协调，具有司法的自我限缩和自我保护功效，但长期沉湎于此，也易导致司法的中立、消极、自治如梦幻泡影。
特别是围绕个案处理展开的府院互动活动，明显与诉讼法中的禁止单方接触原则存在紧张关系，加之行政案件协调化解撤诉率曾一度飙升，就更容易引起外界诟病。与民事审判相比，行政审判所面对的纠纷往往蕴含着复杂的利益纠葛，司法机关如同其他政策决定机关一样，不得不卷入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对立的漩涡之中。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载入宪法。行政审判意见正式确立府院互动理念源于社会背景的深刻变化。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级别不断提高，时任贵州省副省长和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开创了省部级领导干部出庭应诉的先例。在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中，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与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一起，成为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这一时期国务院相继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自觉接受司法监督认真做好行政应诉积极配合法院审判等体现府院互动理念的机制被吸纳其中。[10] 参见《夹缝前行30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原审判长蔡小雪法官访谈》，载何海波主编：《行政法治奠基时：1989年〈行政诉讼法〉史料荟萃》，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526页。
以审判为中心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观念引领下的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纠纷解决的司法目标。[3] 府院互动并非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其意旨常以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府院联动为名，体现在各级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文件、报告和媒体报道中。
自2007年始，全国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结束了长达十年徘徊不前的局面，稳步增长到2014年的14.1万余件。从近五年司法统计数据来看，行政诉讼法立案登记制的红利并未明显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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